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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心脏学会（AHA）于2025年1月27日正式发布《2025年心脏病和卒中统计数据：美国和全球数据报告》。该报告系统汇总了全球主要心血管疾病的最新统计数据，同步涵盖医疗质量、诊疗程序和经济成本等相关结局指标，并更新了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各类危险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特征与变化趋势，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疗提供指导。本文结合该报告及相关研究，从心脏疾病的全球患病率及死亡率、危险因素与新型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梳理。

正 文

心血管疾病是导致全球伤残和死亡的首要原因[1]。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发布的《2025年心脏病和卒中统计数据：美国及全球数据报告》[2]（简称“报告”）系统整合了主要心血管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最新统计数据。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该报告旨在为临床实践优化、科研重点确立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循证依据，以降低全球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减轻其健康与社会经济双重负担。本文就心脏疾病相关内容予以解读。

1 结构性心脏病

1.1 心脏瓣膜病

报告显示，在风湿性心脏病患病率较低的地区，退行性病变逐渐成为心脏瓣膜病主要类型。

1.1.1 非风湿性退行性二尖瓣疾病

非风湿性退行性二尖瓣疾病（non-rheumatic degenerative mitral valve disease，NR-DMVD）的特征是二尖瓣结构出现与年龄相关的退行性改变，主要表现为二尖瓣环/瓣膜的钙化和纤维化变性[3-4]。2021年全球NR-DMVD患病1 549万例，较2010年升高31.57%；年龄标准化患病率182.13/10万，其中高收入北美地区和中亚最高。同年，全球NR-DMVD死亡人数为4万，较2010年上升27.15%；年龄标准化死亡率0.46/10万人，其中中欧最高。全球男性患病人数多于女性，而女性死亡人数更多（表1）。

采用经典二尖瓣夹（MitraClip）的经皮导管修复术日益受到关注。EVEREST Ⅱ试验[5]主要纳入原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结果显示该术式在住院期间减轻二尖瓣反流的效果不及外科手术，但在术后1年和2年时，两组在二尖瓣反流减轻率上已无显著差异，且经皮治疗在安全性和改善预后方面表现更佳。针对继发性二尖瓣反流的两项试验，其结果存在差异：COAPT试验[6]表明，介入组的全因死亡率与心力衰竭再住院率显著降低；MITRA-FR试验[7]则指出，MitraClip并未降低复合终点（死亡或心力衰竭再住院）的发生率。相比2024年报告[8]，最新研究对比了继发性二尖瓣反流患者接受经皮导管修复术与指南导向药物治疗（guideline-directed medication therapy，GDMT）的临床结局，数据分析发现两组患者2年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介入组2年内心力衰竭住院率却显著降低[9]。

1.1.2 非风湿性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

非风湿性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non-rheumatic calcific valve disease，NR-CAVD）是一种以脂质沉积、慢性炎症及主动脉瓣叶进行性钙化为核心特征的慢性进展性疾病，最终引起左心室流出道狭窄、血流动力学紊乱[10]。2021年全球NR-CAVD患病1 332万例，较2010年上升35.87%；年龄标准化患病率158.35/10万，其中西欧、高收入北美地区、中欧和澳大拉西亚最高。同年，全球NR-CAVD死亡人数为14万，较2010年升高36.06%；年龄标准化死亡率1.83/10万，其中西欧和高收入北美地区最高。全球男性患病人数多于女性，而女性死亡人数更多（表1）。

英国生物银行的一项研究[11]中，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吸烟和失眠与主动脉瓣狭窄的风险比分别为1.04、1.10、1.07、1.35与1.19。透析患者的研究[12]分析表明，长期透析、血清磷升高与主动脉瓣狭窄之间存在较强关联。高脂蛋白（a）水平显著增加NR-CAVD发病风险，且老年肥胖男性的10年绝对风险高于女性[13]。

目前NR-CAVD的手术方式主要为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AVR）、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和自体肺动脉瓣移植术（autologous pulmonary valve transplantation，APVT），不同术式的临床结局差异显著。微创SAVR术式较完全开胸手术降低术后30 d及长期死亡风险[14]；TAVR较SAVR减少低危患者的复合终点事件（包括死亡、卒中或再住院）发生率[15]；APVT术后15年生存率显著优于传统换瓣，但再次手术风险较高[16]。2025年报告中新增一项研究[17]对比了TAVR不同入路患者的临床结局：数据表明，经颈动脉入路患者1个月死亡率高于经股动脉入路（3.7% vs. 2.6%），但降低了主要血管并发症风险，且未增加卒中发生率。

1.1.3 风湿性心脏病

风湿性心脏病（rheumatic heart disease，RHD）是由风湿热经严重的或多次反复发作后，导致心脏瓣膜病结构损伤和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18]。2021年全球RHD患病5479万例，较2010年上升17.88%；年龄标准化患病率684.20/10万人，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及安第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高。同年，全球RHD死亡人数达37万，较2010年下降2.86%；年龄标准化死亡率4.47/10万，其中南亚和大洋洲最高。全球女性患病与死亡人数均多于男性（表1）。

接受二尖瓣修复术治疗的RHD患者短期及长期死亡风险均低于二尖瓣置换术[19]。MitraClip在RHD患者中的应用数据较为有限，仅一项研究[20]揭示，接受介入治疗的RHD患者住院死亡率与非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但其他不良结局如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和转为开放性手术的风险显著升高。相较2024年报告，冈比亚一项纳入255例RHD患者的研究[21]显示，在48.7%的急性风湿热患者中，仅有15.8%接受了青霉素治疗；而在94例符合心脏手术适应证的患者中，也仅有18.1%接受了手术治疗。

1.2 先天性心脏缺陷

先天性心脏缺陷（congenital cardiac defects，CCD）由心脏、瓣膜及血管发育异常或形成不全所致，是新生儿中最常见的一种先天性畸形[22-23]。2021年全球CCD患病1 577万例，较2010年升高10.46%；年龄标准化患病率210.70/10万，其中高收入亚太地区、中亚和西欧最高。同年，全球CCD死亡人数为25万，较2010年下降30.29%；年龄标准化死亡率3.86/10万人，其中大洋洲最高。全球男性死亡人数多于女性，女性患病人数更多（表2）。

CCD的危险因素源于遗传、环境与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8%～10%的CCD可归因于染色体异常，另有5%～15%由单核苷酸或致病性拷贝数变异所致[24]。孕早期暴露于烟雾环境[25]、超重与肥胖[26]、孕前6个月或孕期罹患严重健康疾病[27]等可能增加CCD患病风险。父亲的职业暴露也可能与胎儿CCD存在关联[28]。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导致产前诊断率下降，进而升高CCD患病率与死亡率[29]。

多项研究证实，CCD可引发多器官功能损害。CCD成年患者增加心律失常、感染性心内膜炎及心力衰竭的风险[30]。与健康人群相比，CCD患者更易出现体格发育迟缓[31]、神经发育异常[32]以及焦虑、抑郁[30]等健康问题。

1.3 心肌病

心肌病是一组存在心肌结构和/或功能异常，且用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AD）、心脏瓣膜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不足以解释其病因的心肌疾病[33]。2021年全球心肌病和心肌炎患病526万例，较2010年升高20.11%；年龄标准化患病率65.90/10万，其中高收入北美地区最高。同年，全球心肌病和心肌炎死亡人数为40万，较2010年下降0.53%；年龄标准化死亡率4.89/10万人，其中东欧最高。全球男性患病与死亡人数均多于女性（表3）。

1.3.1 肥厚性心肌病

肥厚性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一种由肌小节相关蛋白基因致病变异引发或病因不明的心肌病，其特征为心肌异常肥厚，左心室壁受累较为常见[33]。HCM由30多个基因中的数百种变异之一所引起，多为MYH7和MYBPC3基因变异[34-35]。HCM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且诊断年龄越小，不良事件风险越高。相比男性，女性HCM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房颤动（房颤）风险较低，但更易进展为心力衰竭[36]。HCM的治疗情况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接受β受体阻滞剂和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比例均低于男性[37]。

1.3.2 扩张性心肌病

扩张性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是一类以左心室或双心室扩大伴收缩功能障碍，且不能用CAD心肌缺血和异常负荷疾病（如高血压、瓣膜性心脏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等）解释的心肌病[33]。其发病既与感染、酗酒和妊娠等可逆因素相关[38]，也受到遗传因素的调控。据估计，在所有DCM病例中，家族性DCM占比30%～50%[34,39]。对于非西班牙裔黑人或确诊年龄较小的DCM患者，其一级亲属患家族性DCM的风险更高[40]。

1.3.3 围产期心肌病

围产期心肌病（peripartum cardiomyopathy，PPCM）是一种发生于女性妊娠晚期至产后数月内的特殊心脏疾病，主要表现为心肌功能障碍和心力衰竭[41]。约15%的患者携带与特发性DCM相关的基因截短变异，其中多数为TTN基因[42]。PPCM全球发病率存在地域差异，具有黑人血统的女性发病风险更高[43]。其全球死亡率约为9%，发达国家死亡率（4%）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14%），非洲裔女性的高患病率与死亡率呈正相关[44]。

2 缺血性心脏病

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是一种因动脉粥样硬化所致冠状动脉狭窄和/或闭塞，进而引发心肌缺氧或坏死的心脏病[45]。2021年全球IHD患病人数达2.54亿，较2010年增加39.56%；年龄标准化患病率2 946.38/10万，其中北非和中东最高。同年，全球IHD死亡899万例，较2010年上升21.03%；年龄标准化死亡率108.73/10万，其中中亚、东欧、北非和中东最高。全球男性患病与死亡人数均多于女性（表4）。

CAD是缺血性心脏病最常见的类型。2025年报告新增文献[46]表明，高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与较低的CAD发病风险相关。冠状动脉钙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CAC）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在包含传统危险因素的模型中加入CAC评分后，显著提升了该模型对CAD死亡风险的预测效果[47]。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在住院期间较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面临更高的死亡、心源性休克和出血事件风险[48]。伴有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的急性心肌梗死女性患者死亡风险显著增加，院内死亡率高达6.8%[49]。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若在术后30 d内出现心力衰竭症状，其1年内因心力衰竭住院或死亡的风险显著升高[50]。研究[51]显示，在7年随访期间，心肌梗死后猝死的累积发生率达2.47%。

报告显示，CAD治疗策略的选择，需基于疾病分类、解剖类型等进行综合判断。早期（24 h内）应用β受体阻滞剂可显著降低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院内死亡率[52]。对于左主干病变且解剖复杂程度较低的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在主要复合终点（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上无显著差异，但介入组的远期血运重建风险更高[53]。有文献[54]指出，三支血管病变患者接受介入治疗术后死亡风险更高，提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可能是此类高危人群更适宜的治疗策略。对于中重度稳定性CAD患者，在预防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方面，早期介入策略并不优于药物治疗[55]。

３ 房颤

房颤是一种快速室上性心律失常，其主要心电图特征为：P波消失或无明确可重复的P波，常代之以f波[56]。2021年全球房颤/房扑患病5 255万例，较2010年升高40.62%；年龄标准化患病率620.51/10万，其中北美高收入地区、西欧和澳大拉西亚最高。同年，全球房颤/房扑死亡人数为34万，较2010年上升46.62%；年龄标准化死亡率4.36/10万，其中澳大拉西亚最高。全球男性患病人数多于女性，而女性死亡人数更多（表5）。

报告显示，多种因素会增加房颤发病风险。高血压[57]、超重与肥胖[58]可诱发房颤，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59]与房颤发病风险升高相关。与2024年报告相比，一项基于我国322个城市空气污染数据的研究[60]发现，在暴露于较高污染物水平后的24 h内，房颤的发病率有所上升。人工智能算法分析心电图[61]、可穿戴设备[62]（如Apple Watch）等技术可能提升无症状房颤患者检出率。通过对存在至少1项脑卒中风险因素且无显性房颤的患者植入循环记录仪行长期心律监测，结果显示房颤的诊断率较对照组升高了3倍[63]。

房颤易引发脑卒中、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未经抗凝治疗的房颤患者脑卒中风险是正常人的3～5倍[64]，约40%房颤最终进展为心力衰竭[65]。华法林、抗血小板药物与新型口服抗凝药（new oral anticoagulants，NOAC）显著降低房颤患者中重度脑卒中风险[66]，但有文献[67]指出，NOAC剂量过高会增加大出血风险，剂量不足则与全因死亡风险升高相关。针对亚临床房颤患者，阿哌沙班较阿司匹林可降低脑卒中或全身性栓塞的风险[68]。

４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多种原因导致心脏结构和/或功能的异常改变，使心室收缩和/或舒张功能发生障碍，从而引起的一组复杂临床综合征[69]。缺血性、高血压性和风湿性心脏病是心力衰竭最常见的病因。1990—2019年，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患病率呈下降趋势，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患病率却持续攀升，主要源于低及中低社会人口学指数地区男性患病率升高[70]。2021年全球心力衰竭患病人数为5 550万，较2010年升高33.28%，男性多于女性；年龄标准化患病率676.68/10万人，其中高收入的北美地区最高。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和吸烟与52%的新发心力衰竭相关，女性更易因高血压引发，男性则与CAD的关联更强[71]。年轻人群（＜55岁）中，可改变风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的归因风险更高[72]。心力衰竭不同亚型的危险因素存在差异：射血分数降低型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HFrEF）的发生与年龄增长更为密切，而男性、既往心肌梗死病史、心电图显示左心室肥厚及左束支传导阻滞则与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的关联性更强[73]。

与传统治疗相比，GDMT可有效降低HFrEF患者心血管死亡或心力衰竭再住院风险[74]。然而随着左心室射血分数的升高，上述各类药物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的疗效随之减弱[75]。相较2024年报告，美国的一项研究[76]揭示，在HFrEF患者确诊后1年内，仅有6.2%的患者实现了最佳GDMT目标。此外，女性在GDMT治疗中的药物使用率和使用剂量，以及接受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与心脏再同步化治疗的频率，均显著低于男性。

５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报告中心脏疾病的全球疾病负担、危险因素与新型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帮助相关专业人员迅速了解报告的核心数据。然而，存在以下不足：（1）血管疾病如脑卒中、周围血管疾病等未被提及；（2）影响心血管健康的各类危险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特征与变化趋势缺乏充分描述；（3）本文未结合我国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对比解读。

尽管报告中部分数据表明人类在防治心脏病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全球心脏疾病负担依然沉重，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和人群特征。报告显示，其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共同驱动：一是核心健康行为（如吸烟、超重/肥胖、睡眠）与健康因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协同效应；二是各区域医疗与社会环境因素（如医疗资源可及性、社会经济地位、卫生政策干预）的显著差异。未来各国需强化初级预防，缩小健康差距，研发新型诊疗技术，以有效减轻心脏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李艾艾、孙芹、俞静构思文章结构，撰写文章；李东泽、张海宏、钟彦修改文章；万智构思文章结构，修改文章；所有作者对已提交文章的全部内容承担责任并同意提交。

参考文献略。